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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与绵延 ——考古学家的世界视野

2020-10-17 10:36:15来源:

原标题:中国文明:起源与绵延——考古学家的世界视野

中国各个区域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早期中国文化是否存在与世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特征?我们将扩大视野,尝试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中来认识中国文明。

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们都对下列问题深感兴趣: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多大不同?是什么使中国成为“中国”?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统一?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经提出过这些重大问题,并运用不同方法分析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大家都承认,世界其他文明的某些特征,如城市、宫殿建筑、庙宇、冶金术、文字和制度化的社会分层,在公元前二千纪(公元前1001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的中国也出现过。但有些特征实际上只是表面类似而已,如果深入考察细节,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

阐释中国众说纷纭

正如张光直(1931—2001,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在《中国青铜时代》等多部论著中概括的那样,在古代中国,青铜技术以礼器和武器的形式用于政治目的,而非施之于食物生产,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一直都是石器;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即晚商的甲骨刻辞,主要与占卜有关;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些特点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编按:古希腊对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称谓,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文明判然有别。后者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例如修建灌溉系统、使用金属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经济贸易活动而创造文字,重视交易场所而逐步形成城市。

张光直进一步强调,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商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写道,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巫”,拥有沟通人与天的权力,通过其活动,统治者与神灵沟通获得智慧,这就是中国早期文明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最突出特点。这也是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特征,所以张光直相信存在一个精神观念上的“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它深植于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潜流之中。也就是说,只有近东文明(编按:通常指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两大古老文明)才从更早期的原始文化模式中断裂开来。

张光直关于“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和近东文明断裂说的论述,在人类学家中和国际汉学界都引起了很多争论。与人类学方法不同,吉德炜(生于1932年,英籍汉学家、语言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采取了历史学的方法,去探索特定的历史事件与境况。

在《商代史料——中国青铜时代的甲骨文》等著作中,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不重要;中国境内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的,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缺乏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广泛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所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优质的木材十分匮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络获取。

吉德炜认为,早期中国商业市场不发达,显然与宗教行为和政治决策无关,而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他说,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但可以尽力去认识人们所选择的社会机制、文化决策和自然环境,由此我们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它们造成了中国文明的与众不同。

古代中国与更大世界:海陆南北多路交流

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与国家都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等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很难到达,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少。目前我们可以证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史前时期确实存在联系,始于史书所载汉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经由北方路线的交流,在旧石器时代明显已经存在,证据就是细石器技术在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的广泛分布。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通过北方路线的交流后来就不存在了。

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如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流,可能通过北方与西北广大地区的多条路径进行,但直接的交流或许是北方边境的居民完成的,他们在两地之间发挥了媒介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西南部与南亚之间也经由一条或几条不太为人所知的路线进行交流,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的后半段。这条古代商路将四川(经过云南和缅甸)与印度连结起来,并进一步延伸到中亚和欧洲。商路上运送的货物,包括四川和云南的纺织品、竹制品、盐,以及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子安贝、玻璃珠、玛瑙珠和其他贵重物品。四川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海贝就是例证。

使用航海技术进行海上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活跃起来。这种能力使东南沿海的人群得以跨越海峡到达台湾,大坌坑文化(编按:遗址以台湾北部淡水河下游两岸及西北、中部和西南诸海岸最集中)即为其表现,时间早至公元前4500年。在山东半岛沿海遗址,发现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风格的陶器,时间在公元前3300年至前2000年;在东南沿海福建的黄瓜山遗址,发现了属于北方作物的小麦种子,时间约在公元前2000年。

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能走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说史前时期船只已经能够来往于中日之间,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安志敏(1924—20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证明的,在日本已出土了典型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如干栏建筑和稻作农具等。

古代中国与更大世界:采纳新技术广泛传播

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政治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经中原居民改造,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因此,未来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探究由草原传入中国的独特文化因素有哪些,还要研究它们被接受的方式,以及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进入中国的新技术,到底是打包引进,还是单个而来,现在也不清楚。一旦为中国采纳,它们似乎就会逐渐广泛传播开来。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编按: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考古学年代上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到商,这些技术运用的密集与强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时期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是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先进农业技术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动力作用,并非因为生产工具提高了效率(青铜器对应石器),而是因为由此获得了更多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源。

其他的外来技术,如冶金术、马和马车,似乎用于另外一种目的:建构和强化社会等级。但直到国家形成之前,这个功能并未成形。在中国北方各地,几个新石器晚期文化都在使用小件青铜工具(如刀)和装饰品,并未将它们纳入彰显社会等级的规范化符号系统。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通过仿造白陶酒器,青铜器与现行礼仪制度结合起来。

同样,在晚商之前的数百年间,马匹在齐家文化(编按:遗址在甘肃广河县齐家坪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作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来消费的,只是到了殷墟,王室贵族才借用马和马车创造了一种新的地位标志。在接受和再创造过程中,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早期文明产生新型的文化价值,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文明与文化认同的形成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后者依赖对外贸易获取生业必需品和贵重物品,贸易对经济至关重要,也是其政治体制形成的关键所在。而古代中国人主要依靠丰富的本地自然资源满足生业需求,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方式,需要辅之以积极的长途交换,才能获得奢侈品和稀有原料,在史前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都是如此。贸易活动与礼仪行为密切相关,礼仪行为常使用某些类型贵重物品,特别是玉器和青铜器。这些礼仪形态,有助于中国文明形成期在大范围内构筑共同的信仰体系、祭祀方式和象征性符号组合。

在新石器时代,由礼仪活动和通过某些礼器表现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明显比较分散,不同的地方传统之间也有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这些过程有助于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并以艺术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随着中原地区早期王朝都城的建立,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即贵重物品和资源作为贡品由周边地区流向政治中心。这种变化可能有助于创造出“中国”即中心国家的概念,体现出中原地区的居民将他们的家园视为世界的中心。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铜器“何尊”的铭文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在“中国”兴建成周的事件,“中国”即指伊洛河地区,这个潜在的政治地理概念,可能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存在了。但此一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可能并不会得到中原以外地方政体的认可,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想法,因为同时代的这些文化并没有文字记录流传下来。

早期王朝时期新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特别在商和西周时期,可能与中原人群和边缘地区人群,特别是北方边疆以及更远地区的畜牧民族交往越来越多有密切关系。

复杂社会的兴衰:气候变化与外部挑战

数十年来关于文明起源的讨论很多,近年关于复杂社会和文明崩溃这一新问题也获得了较多关注。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气候论,寻找气候变化与复杂社会系统剧变之间的时空对应联系,将环境恶化作为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另一种是应变论,强调人类面临压力的应对能力,将社会看作一套具有处理外部挑战的内在能力的机制。社会变化是间断发生的,自然资本缓慢积累的过程会不时被突如其来的压力打断,导致这些存留社会系统的重组。

后一种见解颇受支持,很多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常常修正其行为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但那些应对不断发生的短期危机的方法,很可能无法解决某些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我们相信,两种方法都有价值。我们需要了解环境影响的程度,也需要估量社会应对外部挑战的策略,这些应对策略成败皆有可能。

崩溃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重要的是要将国家(政治组织)的崩溃与文明(文化大系统)的崩溃区别开来,两者表现了社会变化的不同轨迹。文明的崩溃较为罕见,仅有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典型案例。相反,国家的崩溃,即大型集权政体的解体,却十分普遍,在玛雅文明和哈拉帕文化(编按: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维河流域,有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的防御性城市遗址)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也发生过多起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衰事件,比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这些案例中,政治组织似乎和文化大传统一起发生了崩溃,表现为区域范围内考古物质文化消失、人口骤降等。这些崩溃事件的原因常常归结为气候变化、生态灾难或人类应对外部压力的失败。

青铜时代的中国也经历过多起环境恶化事件,但并未导致崩溃的发生。例如,二里头是在气候波动时期成为一个区域强权的国家,而这时候其他许多地方的人口正在减少。二里头的兴起似乎是应变理论很好的例证,但关于这一转变的潜在机制目前仍不清楚。

首先,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在嵩山一带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这个选址策略无疑能够抵御大规模的洪水,而很多低海拔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很可能正是被洪水摧毁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其次,黄河中游的农业流行种植多种植物,如粟、大豆、水稻、小麦等,这比其他地区种植水稻的单一农业体系,更容易维持社会的生存。

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组织可替文化传承不绝

以上观点解释了嵩山地区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明显的文化延续性,却没有说明这一时期为什么能够诞生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弄清楚二里头文化的多种作物农业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到底如何,因为在考古植物遗存中,大豆、水稻和小麦仅占很小的比例。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二里头文化核心区人口有一个迅速的增长过程。因此,关于气候不稳定时期伊洛河流域人口增长的原因,仍然有待解释,这是国家形成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地理信息系统模式的分析结果,伊洛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人口达到了最大承载量的78%,超过了最佳比率。二里头人比以往生产更多的食物,但使用的仍是之前龙山晚期的农业技术。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社会因素是领导策略,二里头国家的统治者有办法让更多的人更加努力地劳作,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要做到这一点,贵族必须拥有礼仪和政治权力,这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所谓中商时期,也就是从郑州商城到安阳的过渡时期,也发生了多起衰落与复兴事件。在此期间,郑州的主要中心消亡,各地出现了许多小中心。关于这些变化的传统解释是都城的迁徙。但当时明显是多个“都城”并存,并非像后世典籍中记载的那样王室一系单线承续。这种情况在山东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这里从早商到晚商,持续出现了多个区域中心。

这个发展过程可以如此解释:一种社会组织(单中心的二里岗国家)崩溃,被另一种社会组织(多中心国家系统)取而代之,然后又走向再集权的新时期(建都安阳的晚商)。在这场转变中,文化大传统即考古上的商文化,始终保持不变。因此,早期青铜时代的商文化是一个文明复兴的例证,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系崩溃,但文化传统延续了下来。对一千多年后的汉朝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虽然政治制度解体,但绝不意味着固有文化价值也会一起土崩瓦解。

结语:中国文明世代相传

在一般的描述中,中国具有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虽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却能凝聚一体。这并不是说政权会屹立不倒,而是指深深植根的文化价值,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世代相传。

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过程。这个文明经历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型与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所有详情,而且需要研究的问题永远比答案多。

我们希望,考古学研究有助于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

刘莉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陈星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合著《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来源: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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