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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 姜腾凯:从熊彼特创新导致经济周期理论,看中国的经济周期

2019-03-30 10:33:17来源:

张延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推进,日均新设企业超过1.8万户,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塑造中国发展新优势”,报告中创新出现了46次。

创新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长盛不衰的话题,而奥地利学派无疑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熊彼特是以“创新”理论自立家门的一代宗师,及至当下,“创新”成为普遍性的话题,重温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当下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连续性、成群出现的“企业家”是经济周期的根本成因

与哈耶克一样,熊彼特也从“生产过程论”出发,认为社会生产是由“高级物品”(原材料、劳动、资本品)生产“低级物品”(消费品)的过程,但同时他还进行了进一步抽象,将所有的物品分解为“劳动”以及“土地”(这里的土地可以理解为土地及土地所产的一切原材料,如水、林木、矿石等),再加上“资本”,就构成了生产的三要素。生产过程就是“土地”、“劳动”、“资本”三种要素相结合进行生产的过程,而执行这样组合的人,就是“经理”。熊彼特特别区分了“经理”和“企业家”,“经理”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指负责按照已有组合组织生产的人,而“企业家”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指创造出新的组合并负责执行的人,而创造新组合,就是创新。具体而言,创新主要是生产新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推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开拓新市场以及寻找新的原料来源等,其中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即新技术)是最重要的创新形式。“经理”和“企业家”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如果“经理”也创造了某种新组合,那么他也变成了“企业家”,而企业家如果在创造新组合后按部就班进行生产,那么就变成了“经理”,换言之,只要能够创新,则人人都是“企业家”。

作为庞巴维克的学生,熊彼特理所当代继承了他的“迂回生产论”:通过创新,使用新技术进行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企业家便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超额利润的存在必须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产品价格不变、原材料及劳动价格不变、使用新技术的成本更低,一旦这三个条件有所变化,就会影响到超额利润。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都是以非连续性、成群的形式出现的。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稀缺要素、一种特殊的才能。现实中,每一步突破传统的前进都是艰难的,人们习惯于依据已知数据和规则来行动,因此做一件新的事情,会受到个人主观、旧固势力、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阻挠,只有具有非凡品质的人,才能进行创新、成为“企业家”,所以“企业家”的出现都是非连续、偶然性的。另一方面,一旦有人突破了既有规则,引入了新的组合并取得成功,那么他就为其他人扫除了许多困难,同时由于创新的“企业家”获得了超额利润,吸引着更多了人进行模仿、投身“创新”,就形成了“企业家”成群出现的现象。而“企业家”非连续性、成群出现,就是经济周期的根本成因。

二、“纯模式”的经济周期——只有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的经济周期

假设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各行业利润率相等,存在着富余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某企业家进行了某种创新(比如新技术),成功获得了超额利润,于是便吸引更多“企业家”进行投资,采用这种新的生产技术,因此银行信贷开始扩张。紧接着,大量的投资必然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和劳动,于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就业增加,经济出现繁荣的景象。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采用新技术,产品的产量也大量增加,因此价格开始下降;同时,对劳动和原材料的需求上升使得其价格上升,也挤压着“企业家”的利润。价格下降和成本上升使得超额利润不断缩小,投资的动力也逐渐减弱,于是信贷收缩、物价下跌,经济进入衰退阶段,直到最后超额利润为零,经济体系在更高的水平达到均衡,直到下一次创新活动的出现。

三、创造性毁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过程:繁荣、衰退、萧条、复苏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引致的繁荣,不仅仅限于创新发生的领域,还会延伸至其他经济部门。企业家的大量出现、信贷和投资的不断扩张,都意味着对各类生产要素的巨大需求,这些需求推动了相应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和利润提升,进而刺激了对这些生产要素领域的投资,导致了这些行业的繁荣和扩张;同时,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也是收入的获得者,由于收入的增加,他们会加大消费,这样又带动了消费品领域的繁荣,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呈现全面繁荣之势,而且在繁荣期间还会出现各类投机现象,更会加剧经济热度。这些由创新领域的繁荣引致的繁荣,被熊彼特称为“二次繁荣”,然而它却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二次繁荣”不仅无助于平抑经济周期,反而会助长助跌,起着“火上浇油”和“雪上加霜”的效果。在“二次繁荣”的过程中,由于价格上升带来的利润增长,使得许多已经被淘汰和被抛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熊彼特称之为“旧企业”)重新投入使用,进一步拉动了物价和就业,扩大了繁荣;然而,当创新领域的超额利润重新趋零即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落后的“旧企业”就会被再次抛弃,导致大量失业和生产资料弃置,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产品积压、物价暴跌等。并且,由于这些“旧企业”破产,无法归还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会导致银行进一步收缩信贷,加剧经济下滑。于是,经济体系在衰退后不会回复到均衡状态,反而会因为“错误的繁荣”进入萧条期。在萧条时期,有些“旧企业”被完全放弃,有些则做出调整:或是转向别的行业,或是采用更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而这样的调整又会重新吸纳就业和生产资源,使得经济逐渐恢复起来,经历一个“再吸收”过程后重新达到新的均衡状态,这就是经济复苏的过程。与“纯模式”情形下一样,“四阶段”的一轮周期过后,经济也不会退回到最初的水平,虽然萧条期内会有破产、大量失业、资源弃置等损害经济发展的现象,但由于创新和新技术的全面应用,生产的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周期之后的均衡水平也会高于先前,因此,熊彼特将这个过程命名为“创造性的毁灭”。

四、“创新”共有五种形式: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原料来源、新组织形式

新产品几乎都要基于新技术才能产品,因此新产品和新技术可以归为一类,即“技术型创新”,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创新,三次工业革命均属于此类。

新市场一般指国际市场,如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均靠开拓海外市场来发展经济;新的原料则既可以由国内开发,也可以来自进口,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有原料都自给自足,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也需要靠出口原材料来发展经济;因此,新市场和新原料来源都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可合称为“贸易型创新”。

新组织形式则是单独一种创新,如分工就是一种典型,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里提到的分工制针的故事就是新组织形式提升效率的例子,分工与专业化也是新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内容,其他的事例还有股份制、有限公司、行业协会等,这类创新可统称为“组织型创新”。

三种创新类型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可以同时发生、相互促进。如分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专业化,专业化又有利于进一步创新技术。技术创新的结果是产品的大量增加,但是如果开拓的新的市场,则有助于扩大销售稳定价格,延缓技术红利衰退;此外,通过对外开放,还可以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历史上,股份制企业在荷兰、英国等国开拓海外贸易时起了重要作用,这便是“组织型创新”推动“贸易型创新”的经典案例。

五、在“组织型创新”和“贸易型创新”红利逐渐消退之时,发展科技,鼓励创新,以新技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带领中国经济步入“技术型创新”周期,将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以资金为突破的“资金驱动型”,其中资金的来源可分为“自愿储蓄”和“货币注入”,但无论资金来源如何,消费品是否充足决定了一轮周期后的经济是否实现发展,换言之,消费品的充足程度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程度。因消费品不足导致发展未实现或部分实现的周期可以称为“哈耶克Ⅰ型”,在消费品充足基础上的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周期称为“哈耶克Ⅱ型”。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以“创新”为开端,即“创新驱动型”,根据创新的内容,又可分为“技术创新型”、“贸易创新型”和“组织创新型”三种经济周期。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种“哈耶克型”和三种“熊彼特型”的经济周期有可能相互叠加、相互促进,形成混合式的经济周期,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型赶超战略,数次因为农业的落后导致工业化进程受阻,就是很明显的哈耶克Ⅰ型经济周期;改革开放后,改革可以视为熊彼特“组织型创新”,开放则是“贸易型创新”,通过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可视为“技术型创新”,加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轻工业发展迅速,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短缺问题,还为重工业化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又形成了哈耶克Ⅱ型周期。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周期,既是熊彼特型经济周期的内部叠加,也是哈耶克型与熊彼特型的混合。

自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地利学派再度出现繁盛趋势,而近年来“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思潮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强调,也促使人们重温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理论,不仅对于其他学派的兴起有着启迪作用,也对当下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即在“组织型创新”和“贸易型创新”红利逐渐消退之时,发展科技,鼓励创新,以新技术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带领中国经济步入“技术型创新”周期,将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作者简介:

张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姜腾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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