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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树 郑明堃 申海成: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力度

2019-03-30 10:33:18来源:

王大树

李克强总理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三次提到积极财政政策。

减税是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今年在这方面出台一系列大动作:第一,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个税在免征额提到500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第二,1月9日的国常会决定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月销售额3万元调整到10万元。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并加大优惠力度,其中,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以下,税负5%;应纳税额在100-300万元之间的,税负10%。另外,对小规模纳税人缴纳的部分地方税种还实行减半征收。扩展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对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可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第三,特别重要的是,李总理“两会”期间宣布4月1日起实行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到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0%的税率降到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对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第四,5月1日开始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以降到16%;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稳岗和社保补贴力度。这一系列大手笔的减税降费措施直击当前市场主体的痛点和难点,力度超过预期,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将近2万亿元,较2018年实现的1.3万亿元大幅提升。这更大规模的减税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力度。

以前我们也说减税,但是执行下来的结果却是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有的税减了,有的税却升了,这样有升有减低抵消以后实际的税收负担却还是上升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结构性减税和普惠性减税并举,实行更大规模的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力度,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在当下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税收政策的取向和力度需要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换句话说,无论是扩大内需、消费升级,还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都需要以轻税予以支持。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财税政策的效果比其它政策的效果要更快、更好一些。例如,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很长,中央银行增加的货币供应量需要通过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给企业才能传导到实体经济。但是,银行奉行的原则是“好借好还”,把贷款的按期归还放在首位。各国银行的通病是“嫌贫爱富”、“喜大厌小”;我国银行除了此通病之外还染上了“爱国(企)嫌民(企)”的中国银行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民营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需求,造成贷款难等一系列问题:一是门槛高,小微企业获得贷款很难。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商业银行授信在抵押、放款审核方面的要求都比较严格,而小微企业一般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难以迈上银行信贷门槛。二是期限短。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只能获得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1年以内,而企业从投入到获得收益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造成期限不匹配。三是重资产抵押。银行对企业的授信主要基于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的资产抵押,而小微企业这样的抵押品不足,银行提供的信用贷款很少。四是流程繁琐。抵押物价值评估需经过外评、内评等双重环节,授信发起审批和落实放款需经过双重流程,环节多而且复杂,难以满足小微企业“短、频、快”的临时性、紧急性的贷款需求。

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比较短,减税的好处可以一竿子插到底,让利直达市场主体,直接留在企业和个人手中,能避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长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扩大支出和减轻税负两个方面。以前,我们积极财政政策在扩支方面比较积极,但在减税方面配合得不够,使得政策的积极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税收抵消了。因此,有的央行官员甚至批评这不是真正积极的财政政策。关于扩支和减税一个深层次的区别在于:扩支等于是把微观层面配置资源的权力上交给政府官员,而减税却是把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和居民。众所周知,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往往低于私人部门,而且这方面权力过多过大容易导致寻租活动。例如,2008年那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但由于该计划主要是扩大支出,在政府主导的审批制下,造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甚至还滋生了一些腐败问题。与此相反,减税把这部分资源留给个人作为可支配收入或者给企业作为留利,至于如何支配则完全由私人部门来自主决定。

这次减税,着眼于“放水养鱼”、培育财源,是增强发展后劲并考虑财政可持续的重大举措。中国自200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赤字率一直保持在国际上说的3%的警戒线以内,赤字有上调空间。2019年由于更大力度的减税,预算赤字安排2.76万亿元,比2018年2.38万亿元增加3800亿元;预算赤字率上调至2.8%,比2018年只增加0.2个百分点,没有超过3%的警戒线。

作为与与减税相配套的一个措施,李总理在“两会”宣布政府要过紧日子,不仅要压缩一般公共预算的支出,而且增加特定的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进入国库,并把长期沉淀的资金收回。通过这些举措,政府筹集了1万亿元资金。中央还要求地方政府也要挖掘潜力。

总而言之,减税是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减税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力度,有利于稳定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举多得的良好效果。

作者简介:

王大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学、东西方文化和经济行为、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竞争等。

郑明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申海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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