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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扩大留抵税款改为退税规模很快就会实现

2018-12-01 14:32:11来源:

[摘要]宏观税负的高低是一个政治判断,因为每个国家政府开支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个国家企业经营状况也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因为哪个国家的宏观税负什么标准,或者有几个实践标准,我们也应该是这个标准。

“前不久我们的财政部长专门对全国发表了讲话,他提出来正在设计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措施。我想这个减税降费措施里面一定包括加大留抵税款改为退税规模,我想这个前景是很快就会实现的。“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专家许善达在第十七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表示。

许善达说,2012年十八大以后,当时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宏观税负应该如何来判断?当时专家们有三种意见:有的意见说要提高宏观税负,因为我国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比很多国家的税负还是低的,应该提高。还有一些认为,我们的税负也不高但是也不低,就这个水平差不多,维持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已经偏高了,要降低宏观税负。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很多人判断税负高低是用国外一些国家的指标来判断,说我们比哪个国家高、比哪个国家低,因此作为自己提出这个判断的依据。”许善达说,“我认为这个判断依据是不对的。宏观税负的高低是一个政治判断,因为每个国家政府开支的需要是不同的,每个国家企业经营状况也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因为哪个国家的宏观税负什么标准,或者有几个实践标准,我们也应该是这个标准。我觉得这个判断依据是不成立的。”

许善达表示,当时争论以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要稳定宏观税负。因为对于宏观税负的判断,需要对于整个国家收入、支出、企业经营情况、税源情况和政府开支有一个总的一揽子的判断,做出这个判断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稳定宏观税负我认为是一个短期的工作。就是说我在这个时间以内先稳定,等我做好了判断,判断准确了,我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个决定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2016年7月决定降低宏观税负。此时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偏高的,影响决策的因素是我们政府要做什么事、需要多少钱,我们的企业经营创造财富能够承担多大的负担。

按照这一决策,这段时间的税制改革主要是以减税为主,也有一些个别的政策加一点税,但那不是主要的。减税最主要的是营业税和增值税。但2016年减税以后,企业反应获得感不强。为什么税收增长速度那么快,减那么多税还那么快,为什么企业获得感不强?

许善达说,他们2017年的调研发现,当时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小企业的税负是增加了的。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的征收率要比营业税的时候高很大一块,而这一部分主要是小企业明显的负担上升。第二个原因是去产能工作取得非常显著的实效,一些基础产品的价格开始上涨,如煤炭、钢铁等等,而这一些领域的税收量是比较大的。第三个原因是留抵税款制度。

中国1994年设立增值税,当时主要是要学习欧洲的增值税。欧洲的增值税比较规范,其中有一条就是每个月核算一次,如果这个月销售的税比购进的税要多的话,那就交税;如果销售的税比购进的税少,税务局当月就退税。这是欧洲增值税的制度。但中国1994年搞税制改革的时候没敢如此操作。因为1994年政府收入太少,当时的任务是要提高宏观税负,提高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如果企业每个月销项小一点再退税,当时财政承受不了。所以当时设计了留抵税款制度,就是这个税先不退给企业,账上记着,等企业什么时候有了销项,再来对冲。这个制度在1994年那段时间也许影响不大,但是到了营改增以后,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留低税款的范围就扩大了,数量也增加了。

许善达他们调研以后就建议,除了对中小企业要减税(因为征收率提高了),还要把留抵税款按照欧洲规范的增值税改为退税。2018年3月,国务院决定拿出1100多亿,把原来历史结存的留抵税款改成退税退给企业。“但是现在看企业留抵税款的数量还有,因此这部分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的建议是5—10年慢慢把存量消化掉。这样企业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减少融资成本。这对当前整个供给侧改革都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措施。”许善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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