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脾性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个美国传教士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说印度人喜欢把东西顶在头上搬运。英国人在那里修铁路，印度民工搬运石子时把筐顶在头上。英国人认为这样太费劲，就弄来一些手推车，叫他们用推车运石子。结果，他们把装石子的推车也顶在了头上。不知道这是否殖民者编造的段子，但印度人有这个习惯却是真的。
　　
　　这种习惯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的脾性是极有韧性，或曰惰性。
　　
　　本期有多篇文章议论俄罗斯，我们不妨举一个俄罗斯的例子。十八世纪，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决心来一场民主改革，亲自起草了一部600多页的《法典起草指导书》。1766年，她把这本指导书交给杜马，命令建立一个立法委员会，并要求当选的委员们必须每人带一份表达民意的委托书。经过一番努力，一个500多人的委员会终于组成。委员们为获此殊荣而激动，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山呼万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通过一个议案，授予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称号。接下来的立法讨论则演变成谨慎的清谈。他们带来的1400多份委托书没有提出安邦治国的意见，都说一切仰赖“女皇慈母般的睿智和关怀”。拖了两年，一事无成，女皇只得将其解散。实际上，女皇的思想也没有那么进步。她是君主制的坚定捍卫者。她说过，俄罗斯这么大国家，只能采用专制君主制，舍此皆为下策。法国大革命后，她痛骂共和制，说法国的政权机构如同“有一千二百个头的水螅”。俄罗斯的这种权威主义政治传统早已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现代、当代。
　　
　　叶卡捷琳娜以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先后抛弃了君主制，改而采用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什么作为一个主体民族诞生并生活在欧洲的俄罗斯却没有与西方同步发展？据美国当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俄罗斯的脱离西方文化圈是在大约公元988年。俄罗斯的前身基辅公国的大公弗拉基米尔经过比较，接受了希腊东正教，并成了东正教的堡垒。罗马天主教与希腊东正教在教义上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只是由于在教皇权限问题上有分歧，两个教会才演变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文化阵营。而正是在长期的对立过程中，俄罗斯人错过了西方一系列重大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
　　
　　许博渊
　　
　　实际上，俄罗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早就落后于西方，因此彼得大帝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西方化改革。问题在于，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改进和扩充军备，并以此与西方争夺世界方面，而在经济社会改革方面却裹足不前。叶卡捷琳娜被西方称为开明君主。搞了不少西方化改革，但就是拒绝制度性改革。她根本没有考虑废除落后的农奴制。她频繁地更换面首，每辞退一个，都给以大量赏赐，包括数千名农奴。叶卡捷琳娜代表的是贵族地主的利益、落后的生产关系、落后的文化。
　　
　　通过集权，俄罗斯也曾辉煌过，这种辉煌主要表现在开疆拓土方面。历代沙皇都热衷于对外扩张，将俄罗斯这个欧洲边缘小国扩展为全世界幅员最大的国家。
　　
　　然而，战争，尤其是长期的争夺战，归根结底要靠经济实力。这种以百姓贫困为代价的强军方略在对手不够强大的条件下可以得手，但当对手的经济实力明显地超过自己的时候，就显出高低来了，例如1854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可是，文化的脾性还是顽强地表现着。苏联在冷战中失利以至于最后消失，说到底也是民穷军强的畸形发展的结果。现在，俄罗斯经济刚刚有起色，又摆出了与西方拼军备的架势来，这里没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吗？实际上，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每个国家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牵制。海内众多媒体天天都在评论和分析国际形势，但极少有人注意到相关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
　　
　　二战后期，美国在是否攻占日本本土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就请一位社会学家调查日本民族的文化特性，然后作出了不在日本本土作战的决定。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决策。这对我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发。（许博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