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拉锯战之后，新闻集团50亿美元的收购出价7月31日终于获得了道—琼斯控股股东班克罗夫特家族的批准。这意味着传媒巨头默多克将入主班氏家族统治一个世纪的道—琼斯及其旗下的著名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
但是，在这个中国业界和部分媒体研究界人士看来是“做大做强”的最新案例中，国际舆论却对默多克的评价相当负面。
今年5月1日，跨国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任董事会主席的新闻集团(News Corp)提出以50亿美元，收购(每股60美元的现金，或现金加股票)购买《华尔街日报》及其母公司道—琼斯。随后，道—琼斯公司的股票因此狂飙55%，升至56美元，甚至整个美国传统报业公司的股票也随之而上扬。
国际舆论对默多克做出负面评价的真正原因在于，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北大西洋自由主义新闻模式试图在抵抗现代商业对传媒也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而这种模式在当代的传人主要是一定程度上掌握话语权和公众舆论主导权的新闻工作者以及他们的暂时盟友——西方中左派和左派。最近几十年来，左翼批判学者一直抨击说，在当代西方媒体界，传统上由教会和政府实施的新闻检查制度(censorship)已经改由市场来操盘了。而澳大利亚出生的默多克和意大利政治和传媒巨头贝卢斯科尼这两位今日的“壮心不已”的古稀老人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靶子。
进入19世纪，《泰晤士报》成为英国独立报业的代表。当时的美国报纸也逐渐告别“政党新闻事业”而走向政治独立。美国报人普利策有言：“广告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独立。”而之所以选择私有私营这种运作模式，主要是担心政府及其背后的政党对新闻事业的侵蚀。但是在普利策和赫斯特这两个报业大王在19世纪末展开报业大战之前，几乎没有人把创办新闻事业当作赚钱赢利的行当。在美国新闻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逐渐成形。
其要义是：新闻媒体首先是社会公共机构，其公司属性乃是公共服务的补充。编辑部运作须与广告经营活动严格分离(俗称“政教分离”)，两者之间的防火墙不能逾越。作为最高主管的报社发行人或广播电视台老板，任命专业人士执掌编辑部(实际分为新闻和社论两大部门)，由这些专业新闻工作者负责日常新闻和评论运作而不加干预，多数老板甚至不参加有关编辑据的会议。整个20世纪，尽管有媒体老板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约定和传统而干预编辑权，但是这往往成为丑闻和笑柄。
在以公平正义为职业理想的英美记者和西方左派的视野里，这位澳大利亚出生的大亨的跨国兼并生涯充满着肮脏甚至卑鄙的商业伎俩。他在1969年在英国买下原来与工党关系密切但江河日下的《太阳报》，将它用性(sex)、丑闻(scandal)、体育(sports)这三S当作三板斧，使之起死回生，成为欧洲发行量第二大的日报，而且更要紧的是财源滚滚。他在1981年买下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后又用瞒天过海术战胜强大的工会。
即便在左派不时兴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们也普遍不把默多克看作是尊重新闻专业主义的典型媒体老板。自由派人士相信，默多克之所以加入美国国籍，不是真要效忠星条旗，而是因为舍此就难以进军美国媒体市场。事实也似乎验证了这样的看法：默多克买下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以后借这个牌子创办了福克斯广播公司，成为美国第四大电视网，其明显的保守派倾向虽然赢得了亲共和党观众的认可，并且收视率节节上升，却明显有违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价值——客观性，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尤其遭人诟病。在近日整个社会保守倾向日益发展、知识界和新闻界中自由派色彩浓厚的美国，大学教授和媒体记者一提起布什、默多克和福克斯广播公司，就难免大摇其头，甚至高声斥责。
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默多克一方面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杀手，一方面又是许多经营不佳的媒体的救星。那么根子在哪里？根子就在于西方尤其是美英媒体的高度商业依赖上。20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产业化、集团化的推进以及广播电视和近期互联网的加入，“越来越多的媒体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报纸读者被大量夺走，广告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在媒体内部，长期占优势地位的新闻文化受到日益强大的商业文化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媒体由单一业主转为公开招股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媒体受到董事会和股民越来越大的赢利压力，并且不一定能够抵挡商业中不乏其例的恶意收购。因此每每发生类似情况，新闻记者和知识界总是痛斥之声不绝，然而商业谈判却在明里暗中进行。商业规则似乎越来越占上风。
围绕默多克意欲购买道—琼斯公司的争执，其实就是在以上两个阵营之间展开。笔者就此曾问美国朋友(当然是自由派的)，他们既感到无奈，又自我安慰说，没关系，只要有犹太人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就行。但是笔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景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