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质疑延安歌舞升平毫无抗战气氛 王实味被批判

王德芬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中央研究院（原中央马列学院）里有一位特别研究员、老党员王实味，在整风开始后，写了几篇杂文，批评他认为的出现在延安的不良现象。他对延安经常上演京剧《玉堂春》，周末举办交际舞会极为不满，认为前方的抗日战士日日夜夜在流血牺牲，后方却歌舞升平毫无战时气氛，前后方的差距也太不协调了。
　　
国民党把王实味的几篇文章和其他几位作家的文章在西安集印成册，成了攻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宣传材料，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为此，王实味受到了批判。王实味不服，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诗人李又然很欣赏王实味的才华，很着急地来找萧军：“萧军呀，你不是和毛主席很要好吗！你到毛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王实味到底怎么回事？听说王实味要脱党，那会影响不好呀，王实味是个好同志呀！”萧军真的去找毛主席了。毛主席说：“这件事你最好别管！”

6月初，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他叫着我跟着大家一起去。进了中央研究院大礼堂，几百个人围了一圈，王实味坐在一个躺椅上，苍白细瘦病病歪歪的。大家向他提出质问。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刚一回答就又被大家止住了，七嘴八舌乱乱哄哄，秩序很乱。萧军忍不住说：“大家安静点好不好，他说什么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你让他把话说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于是王实味就说，他不是托派，他没有反党。可是仍然有人半道插杠子打断他的发言，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对我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不料，这话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了，回去就向党组织汇报了。就这样，萧军被戴上了“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

延安整风后的丁玲和王实味 相同观点不同命运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

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

上述情况是丁玲在一篇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详加记述的。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主要就是指她这一次在西安会见潘汉年时潘动员她去法国而她则坚持要去陕北的谈话。历史的实践正如丁玲所说，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的。如果她接受了而不是“顽固地”(丁玲自己这样说)拒绝了潘汉年建议，去法国而不是去陕北，她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

丁玲为什么要坚持去陕北而不去法国？这要从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答案。她出身于旧的官宦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形成了反叛旧思想旧道德的性格。刚刚步入成年，她就在上海大学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熏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成了她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面对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她感到压抑和苦闷，并因无力抗争而有些颓唐。幸而对文学的喜爱和某种天赋的写作才华使她找到了一个宣泄思想情感的突破口并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就有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创作问世，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路。然而文学终究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它既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民大众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命运。因此丁玲和她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就认定了惟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社会的现实，才能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特别是在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之后，丁玲渴望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决心就更为强烈，而且认定只有到苏区去参加红军才是最好的选择，才能摆脱在上海的一切旧牵连和旧的瓜葛。稍后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党的需要在“左联”担负了一部分实际革命工作的任务。但她对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要求和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向往却是一直存在的。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不仅是为了实现她5年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革命需要丁玲给她以空前礼遇

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于1936年11月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

当时保安的形势还很严峻。红军经过2万5千里长征只剩下2万多人了。现在红军仍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及山西和宁夏的军阀部队包围着。红军时时刻刻都要应付来自敌军的不断侵犯，整个陕北根据地都处于严峻的战争考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的到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礼遇。

丁玲刚到保安，首先就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这样的礼遇是空前的。原因就在于“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中宣部长凯丰的欢迎词)。在这个欢迎会上，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都发了言，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谈话中，丁玲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虽然那时陕北已经有成仿吾、李伯钊等一些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但丁玲还是被委以重任，由她主持协会工作，足见毛泽东对她的看重。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丁玲向毛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就安排她到红军作战前线，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活动，体验生活，进行采访。稍后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首《临江仙》词送给丁玲并破例用军事电报的形式发往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对丁的高度评价并对她的作用有着极高的期望值。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把丁玲这个文化人所能起的作用看着是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