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小时后，王道士就开始拆除堵在密室入口的砖墙，斯坦因惊奇地发现，在这个面积仅有9平方英尺，阴暗闷热的洞窟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的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定总计约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在位于藏经洞旁的一间侧室中，斯坦因开始不断地翻阅王道士从洞里搬运出来的经卷，第一天的收获就令他瞠目结舌:包括一卷高达1英尺的汉文、藏文与婆提文佛经写卷:“绝大部分卷子却都保存较好……纸面光滑平整而发黄，纸纹密致，纸张结实耐用。一卷一卷的像欧洲的草纸文书一样卷起来，中间有细小的卷轴。卷轴两端有时还雕刻、镶嵌有把手。卷轴的长度在15～20英寸。”另一包则是各种丝绸、绢画、经幡和刺绣，年代可以追溯到唐代。对于斯坦因来说，工作量的浩大使得他连一个“最粗略的标题目录”都没有时间建立。不仅如此，由于担心王道士的警惕与猜疑，以及对汉语和藏语语言学方面素养的不足，斯坦因只能匆忙地挑选书法最精美、完整的写卷和保存完好的美术品，他“一面竭尽所能地赶工作进度，一面还得摆出漫不经心的模样来，将挑剩的部分还给王道士，以免让他意识到他手中的这批东西是无价之宝”。

　　这一招果然奏效，王道士开始不断地将洞中的其他经卷搬出来供斯坦因浏览。5天后，终于有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侧室的一边，斯坦因与王道士再次长谈，于是，在画着唐僧西天取经图的甬道里，斯坦因不断声称自己“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自己很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保存着。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很明显，王道士开始动摇了，他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协定:此事只能他们3人知道;在斯坦因离开中国国土以前，对这批东西的出土地点必须守口如瓶。当时，由于王道士害怕自己被人发现不在他自己的住处，所以运送这批经卷的任务便只能由蒋师爷一个人独自承担了，他整整花了7天时间，才把这批文物搬运到探险队雇用的马车上。

　　斯坦因的欲望还不仅仅于此，他企图对整个藏经洞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和筛选，而“王道士的抵触情绪已经越来越明显”。经过漫长的交涉，斯坦因和蒋师爷追加了捐赠，并聘请了一个助手来帮忙，终于在5月28日傍晚，全部藏经都被运出来，并且在堆积的卷子底部，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大堆珍贵的帛画和精美织物。此时王道士的矛盾心理越来越严重，他一方面不停地要斯坦因“追加”捐赠，另一方面则不断宣称绝对不让这些“经书”流失，因为这些文献的流失迟早要被附近庙宇的“施主”们发现，这样就将毁掉他8年来的好名声。他不断声称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向敦煌地区的“施主”们咨询，从而促使斯坦因决心“放手一搏”。一方面，他应允蒋师爷给王道士私人一笔款子，高达40锭马蹄银，同时继续诱骗王道士，声称自己将把这些写卷运到印度一家神学院去进行研究，并称将这些来自印度的佛经运回它们故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尽管如此，满怀猜疑的王道士仍然把所有的藏卷重新搬回了密室，最终，闭塞无知的王道士可能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接受了斯坦因开出的条件，以40锭马蹄银的代价，出卖了所有被斯坦因和蒋师爷选中的经卷和帛画，并且追加了6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双方不把这些银两称为购买经卷的费用，而是“功德钱”。（朱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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