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与王道士的交易

　　斯坦因利用王道士对玄奘的崇拜，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你，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2日到达敦煌，由于王圆箓和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千佛洞只有一位年轻的唐古忒和尚看守，他向斯坦因和蒋孝琬展示了一卷来自藏经洞的汉文佛经。凭借自己的汉学常识，斯坦因判断这可能是宋代之前印刷，转译自梵文的《菩萨经》和《波罗密经》，自此有“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去被发现”的念头。在精明的蒋师爷指点下，斯坦因决心“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来最终得到这批珍贵文物。斯坦因的学者身份和探险队对于雇工的慷慨报酬，使得敦煌当地民众和知县汪宗瀚都对他大加赞誉，而斯坦因在《发现藏经洞》中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利用我学者的身份，使当地人对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会提出什么异议”。

 

王圆箓 资料图片

　　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斯坦因终于在5月21日见到了王圆箓，在他眼里，这个宝库的看守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目的，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瞻仰藏经洞中的文书，而是先对千佛洞的洞窟进行逐一摄影。在答应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的“功德”进行捐助以后，“王圆箓唯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许多限制条件”。从《中国探险手记》的叙述中看，王道士并不贪财，他非常自豪地向斯坦因和蒋师爷“展示了这些年来他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些与蒋师爷在敦煌打听到的情况是完全相符的”。

　　然而，斯坦因的感动和敬佩无论在记述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转瞬即逝，唯一改变的只是他如何将经卷得手的策略。很明显，用金钱强行收买是行不通的，唯一途径只能利用王道士“虔诚、无知而又很执著”的性格。在每日对各个洞窟的考察中，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有了这么一个共同点，斯坦因对自己的计划就更有信心。于是，就在四周绘满了出自当地画匠之手的唐僧传说故事的道观大殿里，斯坦因开始向王道士大谈自己对玄奘的崇拜:描绘自己如何地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人迹罕至的山岭和沙漠，追寻玄奘曾经到达和描述过的圣迹。并且“总是能把我所知的有关玄奘的可靠记载和他漫长旅途的风土人情描述得细致入微。尽管王道士的眼光中还有一丝不自在，但我已从他发亮的眼神中捕捉到我所想要的东西，最终他露出了一种近乎入迷的表情”。

　　终于，另一件意外事件促使王道士下决心向这位“西来玄奘”打开宝库。一天清晨，蒋孝琬激动地向斯坦因展示了一束王道士向他们提供的经卷，正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出来的汉文佛经。在经卷边页上竟还有玄奘的名字，令他惊叹不已。显然这些经卷是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于是，当天晚些时候，斯坦因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与王道士交涉时候，故意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正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密室藏经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道士，以等候自己——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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