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博士”联名抵制事件引发争论，本报记者专访学者名家畅谈“于丹现象”——
传媒时代可以有雅俗共赏的“于丹子”上周，《于丹〈庄子〉心得》的出版和在签售过程中爆发的种种新闻，让以通俗方式在《百家讲坛》解读典籍的北京师范大学女教授于丹成为2007年春天当仁不让的学术红人，比去年的易中天更加如日中天。
且不说《于丹〈庄子〉心得》一书首印即达百万册的惊人纪录，也不说“电视时代的‘于丹子’”、“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等耸人听闻的外界评语，单是由中山大学博士徐晋如牵头的所谓“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的事件，就已经引发了学术界和传媒界的一场空前争论。
究竟是于丹借国学之名在沽名钓誉？还是一向生涩的国学借于丹之口明白晓畅于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内文史哲学界的几位名家，听听他们是如何看待传媒时代的“于丹现象”和学术文化传播的，从而更好地厘清“于丹现象”的现实影响和文化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郭齐家：
于丹将经典拉到身边虽然与于丹同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但郭齐家和于丹并不认识。这位研究了半个世纪儒学和孔子的国学权威对记者表示，从去年10月于丹初登《百家讲坛》开始，他就开始关注这个以独特表达方式解读典籍的年轻学者了。半年来，郭齐家一直通过荧屏关注着于丹的电视讲座，在他看来，于丹的讲解方式虽然没有严格地循古，也没有依照传统的治学方式去逐字逐句地抠《论语》和《庄子》的含义，但她的知识面开阔，善于把晦涩艰深的国学经典转化为通俗故事，听起来引人入胜，把那些经典拉到了千万读者的身边，对国学的推广有着积极意义，不可因个别地方的错漏就全盘否定其价值。
虽然郭齐家已年届七旬，但他对于丹关于儒学的很多表述仍然记忆犹新。他说：“于丹讲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儒和道的双重胸怀，儒学管八小时之内，树立人们的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道学管八小时以外，提倡人自由自然地生活。这种解读非常形象，触及了儒和道的根本不同。另外，于丹讲人与人的关系应像豪猪一样相处，不可太近也不应太远，同样是令人过耳不忘的说法。”在北师大，郭齐家讲授《论语》的方式有两种，或逐章逐句地详解，或围绕孔子的教育思想等主题进行专门讲解。他表示，自己的方式只适合于在校园课堂上，虽然严谨，但搬上电视不见得受观众欢迎，如果没人收看则失去了讲解的价值。而于丹的特长是用生动通俗的文学化方式讲解典籍，适合于通过传媒向大众传播，却不见得适合于校园。这一点于丹自己曾多次声明过。
“我们的对象不同，自然讲课的方式也不同。于丹讲的大部分内容是符合《论语》精神的，其主导思想是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并不会误导初学者。在当今的时代，于丹的存在大有必要”，郭齐家认真地说。
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
面对于丹不必如此上火深圳大学教授景海峰是国学大师汤一介的嫡传弟子，也是当今国学界最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之一。最近，他一直在通过媒体报道和网络关注着“于丹现象”。对有关舆论对于丹的质疑，景海峰认为有些过了，他说：“我看到他们将于丹批得体无完肤，各种舆论也风助火势，颇有些气急败坏、狗血喷头的味道。其实我认为于丹虽然有些借题发挥，但并未糟蹋和歪曲那些典籍，因此大家大可不必如此上火，大惊小怪。以平常心来宽容地看待于丹，多引导这样的节目发挥其正面意义才是正道。”在景海峰看来，于丹所讲的东西和著名作家南怀瑾非常相像，他们都不是紧扣着文本做经典阐释，而是面对着我们司空见惯的大众，从传统文化典籍中引发出一些道理，针对着当代社会人们的心理状况进行“心灵鸡汤”式的劝导。这些讲解有些已经从原典剥离，也确实存在一些迎合市场的成分，并非纯粹的学术。但不妨作为一种引导大家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景海峰提出，由于传统文化与普通百姓生活断裂得太久，目前的国学还处在需要补课的时代，一般百姓对国学典籍还比较陌生，传统文化亟待复兴。在这种形势下，各种致力于恢复文化传统的尝试都应该得到宽容，不应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学院派的严肃治学和面对大众的通俗解读并非不兼容。即便对于那些迎合潮流、附庸风雅的人，于丹式的解读仍然有正面的现实意义。毕竟，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要求大家都去读原著并不现实。
对于电视媒体上的学术热，景海峰的态度是不排斥也不迎合，在学校里，他仍然乐于用文本考据、典籍整理等传统方式来传道授业，他说：“不同的语境决定了不同的讲述方式，不是所有学者都乐于接受电视传媒这种迎合市场的方式。于丹不能成为全部，但没有于丹也不行，因为学术不应只囿于校园围墙之中。”历史题材作家梅毅：
学术硬伤无碍于丹的大众魅力居于深圳的著名历史题材作家梅毅不否认于丹讲的《论语》和《庄子》有硬伤。然而，梅毅也看不惯当下不少舆论对于丹的口诛笔伐，他说：“这对于丹、对那些受益于她的大众都不公平。”梅毅举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影响巨大，以今天的文学标准考察，《班主任》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正因为那个“伤痕年代”，这部小说改变了一代人的文学语境。于丹所讲述的这些先秦典籍具有同样的道理，虽然她讲的内容相当浅显，有些地方甚至牵强，但重要的是她用亿万观众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出来了，当国学长期受到冷落的时候，于丹凭借自己的伶牙俐齿让大家如此热衷地追随国学，街头巷尾的百姓都津津乐道于《论语》这样的话题，让国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回到了百姓之中。梅毅说：“在这一点上说，于丹的出现有革命性的意义，那些学术硬伤并不能妨碍她挥洒国学的大众魅力。”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于丹的“心得”只是对《论语》和《庄子》解读的一种，而且是活泼生动、雅俗共赏的那一种，有着充分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一改大众心目中先秦文学晦涩难懂的形象，将无数人引入了国学之门。梅毅说：“如果《百家讲坛》真的请那些学究来讲，观众必然会扭头而去，这对学术本身恐怕并非好事。”在梅毅看来，被冠以“学术超女”之名的于丹对文化的意义绝对要大于娱乐的“超女”，更何况于丹是靠自身坦坦荡荡的魅力而走红的，对弘扬传统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他建议说：“当然，于丹对经典的诠释如果能更简洁一点就好了。”